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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喜来乐技巧」吴晓波:他生来不是让你喜欢,而是让你警醒的

发布时间:2020-01-10 17:48:34
[摘要] 今年6月,我们上线了一门新的课程《吴晓波解读:影响商业的50本书》。他是小布什总统最讨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是特朗普政府最刻薄的批评者。他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轻蔑,让他失去了最大的商业票房市场。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,是地道的纽约长岛人。克鲁格曼暴得大名,是他准确地预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。他断定,它们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的速度,甚至有可能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。

「喜来乐技巧」吴晓波:他生来不是让你喜欢,而是让你警醒的

喜来乐技巧,“我该读哪些书?能不能开个书单?”这是吴老师被问到最多的问题。今年6月,我们上线了一门新的课程《吴晓波解读:影响商业的50本书》。在这门课程中,吴老师挑选了50本影响商业发展的经典著作,并亲自解读。

通往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,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。

——保罗·克鲁格曼

文 / 吴晓波

如果有人评选“全球最让人讨厌的经济学家”,保罗·克鲁格曼(paul r. krugman)很可能会排名第一,至少肯定不会跌出三甲。

他是小布什总统最讨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是特朗普政府最刻薄的批评者。他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轻蔑,让他失去了最大的商业票房市场。每次经济学家聚会,他总表现得跟大家格格不入。他被邀请去听苹果公司ceo的演讲,回去后写专栏,说人家一直在不知所云。

如果你对他说“不”,他会表现得比你还兴高采烈。

但是,他又是全球读者最多的经济学家,被认为是自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者,更有人认为,他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位。

读他的书,你也许会不认同他的观点,但会被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绚烂而辽阔的视角所迷倒。

克鲁格曼出生于1953年,是地道的纽约长岛人。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,就因为狂妄自大而不受同学待见。有一次申请研究生奖学金,他因为遭举报,而被硬生生地从名单中撤了下来。

毕业后去耶鲁大学教书,25岁时,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贸易模式的论文,后来因此得了诺奖。30岁那年,他去华盛顿担任总统经济顾问,主笔了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。

1992年,克林顿竞选总统,邀请比他小7岁的克鲁格曼担任竞选顾问,两人主张接近,气味相投。克鲁格曼使出了全身解数助选,希望克林顿当选后能聘他当总统首席经济学家。结果,克林顿如愿跑进白宫,却把聘书给了另外一个人。克鲁格曼说:“从性格上来说。我不适合那种职位。你得会和人打交道,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。”

克鲁格曼暴得大名,是他准确地预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,东亚四小龙快速崛起,东亚发展模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显学名词。1994年,克鲁格曼却不合时宜地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上发表了《亚洲奇迹的神话》一文,激烈批评新加坡、韩国等国家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,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,东亚模式“建立在浮沙之上,迟早要幻灭”。

1997年,克鲁格曼出版《流行的国际主义》(pop internationalism)一书,再次拳打脚踢,启动“克氏批判程序”。

他拳打竞争理论。迈克尔·波特在其竞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《国家竞争战略优势》中,试图把商业界成熟的竞争理论延伸至国家治理。

克鲁格曼却认为,“定义国家的竞争力比定义公司的竞争力困难得多”“……有人以为,一国的经济财富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场上取得胜利,这种看法不过是个假说,甚至是完全错误的……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,而且是危险的,会干扰国内政策的制订。”

接着,他继续脚踢东亚模式。在《亚洲奇迹的神话》一文中,他直接把东亚四小龙称为“纸老虎”,他轻蔑地写道:“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,无非就是延期享受、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。”他断定,它们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的速度,甚至有可能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。

就在此书发表的第二年,泰铢泡沫破灭,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东亚各国,克鲁格曼成了那只预见了危机的“超级乌鸦”,《流行的国际主义》被翻译成各国文字,在极短的时间里狂销120万册。

克鲁格曼师出麻省理工学院,秉承了萨缪尔森学派的市场主张,他从不反对政府干预,但是对政府主导模式保持深刻的质疑,这既关乎政策设计的技术层面,更来自于意识形态。

他在《亚洲奇迹的神话》写道:“亚洲的成功证明了更少公民自由与更多计划的经济体制的优越性,而这种体制是我们西方所不愿意接受的”。

相比于国家主导模式或波特式的竞争理论,他更信仰市场和技术的革新力,认为并非全球竞争,技术变革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。

他多次引用同事罗伯特·索洛(robert merton solow)的一个估算:在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,技术进步起了80%的作用,投资增长只解决了余下的20%。

1999年,克鲁格曼出版了《萧条经济学的回归》(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),他警告人们,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,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到需求不足。因此,如何增加需求,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,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。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。

相比于檄文般的《流行的国际主义》,克鲁格曼在《萧条经济学的回归》中回到了更具结构性的阐述。全书以很长的篇幅回顾了1997年7月1日——他称之为“世界新秩序的转折点”——以后的东亚金融风暴全景,同时专题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经济模式。克鲁格曼试图把眼前的世界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实现一次长跨度的呼应,从中寻找出经济萧条的共同规律,以及新的应对策略。

在书中,克鲁格曼的一些观点表达了对凯恩斯的敬意,在一个需求不足的世界中,自由市场体制是难以持续生存下去的,尽管我们已经享受了自由市场的所有好处。他因此被视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。

《萧条经济学的回归》没有像《流行的国际主义》那样,获得惊呼式的畅销,不过,它显然“活”得更久。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全球经济,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全面性的萧条,这当然不是经济学家们的功劳,而是要感谢乔布斯、贝索斯和扎克伯格。但是,局部的萧条从来没有消停过。

每当这一时刻,人们就会回想起1929年的“黑色星期二”和1997年的那个东亚夏天,然后,克鲁格曼的幽灵就出现了。

克鲁格曼一直乐此不疲地扮演着“黑色预言师”的角色。

1998年,他预见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。

2000年,他预测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的周期已经到来,第二年,国际油价急剧上涨。

2007年,他在《外交》(foreign affairs)杂志撰文,警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很可能再度来袭。很快,华尔街的次贷危机爆发,紧接着是那场可怕的全球金融海啸。

2008年10月,保罗·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,不过获奖理由不是“善于预测灾难”,而是他在25岁时写的那篇关于国际贸易模式的论文。

作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,克鲁格曼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别扭。

2009年5月10日,获得诺奖不久的克鲁格曼飞抵中国讲学。

在上海一下飞机,他就受到了超级明星般的待遇,在鲜花簇拥下,他被送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。此时正值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时刻,人们非常希望听到这位“巨星”的见解。然而,当他在一周后离开的时候,几乎得罪了一大半的中国同行和媒体。网易财经专门做了一个送别专题——克鲁格曼:中国公敌?

从来没有学会讲客套话的克鲁格曼,对中国经济的反弹及其前景都颇不以为然。

在他看来,中国经济的恢复是虚弱的,官方提供的数据不值得信赖,中国想要通过出口来恢复经济增长是不太可能的,而是需要马上开始着手调整经济结构。此外,中国可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,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。在被问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时,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,在他有生之年大概是看不到的。

克鲁格曼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很多中国学者,于是,从上海到北京,再到广州,他一路“舌战群儒”,以致最后得了急性咽喉炎。当他离开的时候,彼此都觉得对方已无可救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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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老师推荐的阅读版本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全新修订版本。

本篇作者 | 吴晓波 | 当值编辑 | 麻酱

责任编辑 | 何梦飞 | 主编 | 郑媛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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